文/夏斌

从鲁迅的《故乡》到赵树理的“山药蛋派”，再到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五四以降，关于乡土的叙述不仅是一方沃土，还是一门显学。

在《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以下简称《上升的大地》）中，作者罗雅琳以跨越学科界限的视野、摆脱俗论陈说的勇气，描绘出一幅不同以往的“乡土中国”景象——“现代性”不只发生在都市，更发生在乡土；乡土不光有“泥土”，更有“想象”；来自乡土的经验并没有过时，而依然在向城市里的人们提供滋养。

「各种表达结合起来构成真实的“乡土中国”」

文艺作品往往是时代意象的提炼，最能传递文化理念并使之深入人心。它既是乡土生活的经验，也是大众对乡土的感知经验

上书房：《上升的大地》既讲述《红星照耀中国》《黄河大合唱》，又介绍《平凡的世界》，还分析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不是有些天马行空？

罗雅琳：在这本书中，我尝试以“沿海中国”和“内陆中国”的互动关系为线索，剖析近百年文艺史中一些有意味的案例。

当年，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称晚清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为了回应冲击，应当把国家治理和防御的重点从内陆地区转移到东南海疆。以此为契机，中国的现代性进程首先在东南沿海展开。

但现实中，包括长征、抗战乃至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始终在西北与东南、内陆与沿海之间发生着移动与互动。由此，我们时不时地需要思考和回答一个问题：与以海洋为根基的现代性道路相比，这种以土地为根基的现代性道路究竟有何独特性？

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这一主题在《红星照耀中国》《黄河大合唱》和《平凡的世界》中是一目了然的。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看似天马行空，但本质上持续展现了一个扎根于中国乡土的共同关怀：当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时，弱者何以胜过强者？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他的科幻作品中的投影。

上书房：作为一名“90后”，为何对乡土文学、“乡土中国”有如此大的兴趣？

罗雅琳：我成长于湖南一个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母亲曾经在乡村小学任教，因而我在童年时期有过一段乡村生活经历。

读中学的时候，每天上学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泥巴路，要穿过菜地、溪水和猪圈，另一条是宽阔的大马路，路边有大超市和银行。在这样的城乡交叉景观地带，我经常能看到猪在马路上走。这让我对乡土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也平添一番新奇甚至魔幻色彩。

当然，跟不少“90后”乃至“00后”一样，关于“乡土中国”的更多经验还是来自电影和阅读。文艺作品往往是时代意象的提炼，最能传递文化理念并使之深入人心。

它既是乡土生活的经验，也是大众对乡土的感知经验。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以分析电影《山河故人》中两种空间的两种颜色作为开头，侧重于梳理和分析乡土在进入文化表达之后发生的种种变异。

上书房：不可否认，伴随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的风景、风俗、风情正在远离人们的视线，很多青年作家也没有什么乡土生活的直接经验。这会不会导致乡土文学逐渐沦为对异域的体验、对理想的臆测？

罗雅琳：有这样的可能，尤其是网络直播的兴起恐怕会助长这种态势。网络直播要求猎奇，于是很多农村生活类主播会倾向于以一种格外奇观化或田园化的形象来呈现农村。

不过，关于乡土的文化表达，历来或多或少也承担着描绘一种不同于都市的另类生活状态的功能。大众通过文艺作品感知到的乡土与“真实经验”是存在距离的，其间会发生种种审美的变形。但这种变形的过程也是一种真实，是值得去观察与研究的“乡土经验”。我想，大部分人也能够分清现实与文学艺术之间的这种差别。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产生了认知真实乡土的强烈意愿。只要看看每年春节期间有多少“返乡文学”，它们能够引发多么广泛的反响，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所以，我们无须太过惊慌。关于乡土的各种文化表达结合起来，才构成了真实的、日益充满活力的“乡土中国”。

「在落后的经济社会环境中讲述具有饱满精神状态的人」

从领袖到普通士兵，从成人到小孩，从男性到女性，斯诺笔下生动地写出了陕北革命者充实愉快的精神面貌，构造出一种具有极大感染力的现代形象，弘扬了抗战与革命的胜利信心

上书房：20世纪的中国乡土文学一向是前辈学者精耕细作的领域，想获得新的角度、视野、方法和观点是不是并不容易？

罗雅琳：是的，关于“乡土”的前人研究是非常丰富的。我在这本书中主要做的是讨论一种另类的、崇高的乡土美学。

坦率地讲，无论是五四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品，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寻根”热潮中，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将“乡土”视为颓废、破败、前现代乃至缺乏希望的美学观念。我希望勾勒出一条不同的乡土美学线索。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讲出在落后的经济社会环境中依然具有饱满精神状态的人。这也是书名《上升的大地》中“上升”的含义。

上书房：书中有多个注释，大概每一页可以分到2个。这样看，你从前人的研究中也汲取到了不少启发和滋养？

罗雅琳：我在结语中特意提到了李欧梵、费孝通等前辈学者，他们构成了本书的“知识原点”。

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应该说是我们在学习现代性理论时的必读书目。上世纪30年代的“摩登上海”，是讨论同一时期中国内陆地区是否具有现代性的一个有益参考。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则是讨论乡土问题时绕不开的经典著作，但其中的一些概念在后来的沿用中似乎有点刻板化。因此，在引述《乡土中国》的一些判断时，要有意识地对其进行语境化的理解——它是上世纪40年代诞生的，有着在抗战胜利后重新调整国民性话语的因素；它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重印与引发热议，与那个时代的“新启蒙”思潮产生了呼应和误读。

基于前人的研究和启发，我相信这种“土地感觉”构成了不同于“欧风美雨”的另一条文化线索。

上书房：但是，你在书中对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推崇有加？

罗雅琳：埃德加·斯诺是一位西方记者，他在年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4个月的访问，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本书。

斯诺去边区访问前后，因为长征和抗战等因素，很多人开始对以前不怎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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