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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60年代的山西文艺在地方文艺中成就显著，将其置于“国家/中央-地方/基层”的纵向社会-文化结构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进程中来进行系统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山西文艺之所以居于领先地位，正是由于其继承和发展了解放区文艺“深入生活”“联系群众”的创作经验。因此，对这一时期作为地方文艺的山西文艺的理解，就不仅仅与地理空间、区域文化、方言土语等问题相关，也与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群众经验、现实感受与政治理解密切相关。那么，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地方”就不是一个预设的地方史范畴，而往往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在“国家/中央-地方/基层”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地方经验、群众经验。关键词：地方文艺；山西文艺；深入生活；群众经验今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地方文艺的思考，通常沿着两个思路展开，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在传统文学史写作框架下细化、增补地方性作家作品，对文学史的基本面貌加以丰富与补充；二是以“区域文化”为视角，从地理空间、方言俗语、民俗文化等角度切入，将作家的主体状态、作品的艺术风格与地域文化互为印证。这两种思路，或依赖传统文学史视野，将地方文艺作为整体性文学史的补充材料；又或以“区域文化”为视角将地方文艺作为多元化文学形态的样本之一。近年来，陆续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以“地方”为研究视角与路径，在新的空间意义中，动态化地理解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建构，进而尝试重新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中国经验”。1然而，即便是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与问题之下，“地方”也只能作为一个“样本”或者“局部”发挥其价值——地方文艺经验似乎很难成为一个独立命题。这一方面取决于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既有特质，另一方面更是长期以来以地理空间、民俗风情、语言习惯、精神特质等一些固有标准理解“地方”的结果。对于现代文学的生成语境而言，地域空间的区隔与区域文化的差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各个区域的文艺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类似的思考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固有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思路。但是，当我们进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传统下形成的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经验时，这些思考路径似乎又无法帮助我们形成完全切合研究对象的思考方式。年，在参加陕北神府县王家庄晋西北群众大会时，后来被认为是“山药蛋派”代表作家的胡正、孙谦、李束为、西戎、马烽（左起）第一次合影相较于流派纷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传统下形成的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经验并没有产生太多主张鲜明、独具特色的文学/文艺流派，后来被频繁提及的以山西作家群为主的“山药蛋派”、以河北作家群为主的“荷花淀派”，更像是年代以后在特定的文学观念与研究视角下被不断强化的文学史概念。年代，“荷花淀派”虽然在创作风格、文学主张等方面开始具有流派特征，但实际上，当时这个流派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是很快“解体”，成为文学史上“短暂”的文学现象。2“山药蛋派”以山西作家为主，他们重视文艺创作对群众的教育作用，作品也大多以山西的农村生活为题材，这些似乎使得“山药蛋派”更具有地域性的创作流派特征。但实际上，赵树理与马烽、西戎等“晋绥五老”在艺术资源、写作方式、作品风格等方面又存在差异。在年代初的语境中，“山药蛋派”这一概念的提出3，也并非仅仅从地方特色、地域文化的角度界定“山药蛋派”的创作特色，而是在以下一些方面也同样展开思考——“山药蛋派”的作品与地方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作品“风趣、幽默和诙谐的轻松情调”得以产生的社会氛围，以及作家在与群众“共事”过程中对“生活”与“人”所达到的认识状态。4相较于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着力于从方言土语、地域文化等角度出发理解山西文艺，上述这些视角似乎更接近《讲话》以后山西文艺发生的历史语境与生成机制。只是，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些视角很快就被新的学术思潮所淹没，没有被更深入地展开。年以前，各地方、区域因抗日战争、国内政局等因素在政治环境、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各方面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而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明朗，在相对统一的政治要求下，这些地方与区域，由“旧”转“新”，逐一“解放”，在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文化氛围等方面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趋势。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对统一的政治要求下，“地方”的异质性似乎逐渐结构于“国家”的整体性，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状态。这既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多个政权并存的政治语境下所形成的国家-地方关系，也不同于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所形成的中央-地方关系，而是一种以“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在党政交叠的基础上，开展出的特殊形态。因此，新中国的“地方”不仅仅是相对于国家这一整体的“地方”，也是相对于中共中央的地方，更是结构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运动中的“地方”。因此，思考这一时期的“地方文艺”，恐怕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在横向地理空间的意义上寻求不同地域文艺的异质性与多元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地方文艺”一方面需要被放置于“国家/中央-地方/基层”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另一方面也还需要被还原于自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出的一整套推动革命政治运动的模式与经验中来考察。年6月，《文艺报》曾在杂志上开辟“山西文艺特辑”，专门向全国文艺界推介山西文艺的经验：“山西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刊物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5。“特辑”中的几篇文章，也都不约而同地将山西文艺的“优良经验”追溯至对解放区“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文艺经验的接受和继承——解放前“和解放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死的生活经历”，解放后“经常深入农村，和群众在一起生活”6。显然，对于在《讲话》要求下形成的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而言，“地方”文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艺工作者对地域特色的发现，而更在于其如何更好地“联系群众”与“深入生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文艺体制下，地方文艺所呈现出的“地方性”并不完全在于某一区域的地方文化特质，而更在于文艺工作者透过这种特质所把握到的现实中的人情与人心。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理解这一时期文艺的“地方性”是要以理解地方社会的“人”与“现实”为前提的。因此，对于《讲话》传统下形成的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而言，应当更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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