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山药 >> 山药营养 >> 康小明父亲是报坛的ldquo山药蛋派
父亲很“土”，穿衣服“土”，吃饭“土”，讲话和写文章“土”，源于他出生农家，早年是“土八路”，在晋绥根据地办通俗化报纸，进城以后，仍然是搞农业宣传，为农民报纸，他了解农村，熟悉农民，有很深厚的农民情结，有人说他是报坛的“山药蛋派”。其实父亲的理论功底极深，只不过寓深刻于浅显通俗之中。
老报人赵修身在回忆我父亲的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从上个世纪五十年初期到六十年代文革开始，“很有特色的《山西农民报》，通俗化的农民语言，大众化的办报风格，与农民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理所当然地受到山西广大农民的欢迎和喜爱。如果说在当时以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山西作家形成了一个‘山药蛋’文学流派的话，以徐一贯、柴钟仁、康溥泉等几位历任总编领导的《山西农民报》，同样是土生土长、情系农民的‘山药蛋’式的一张报纸。当然，文学和新闻不是一个概念，‘山药蛋’文学流派和《山西农民报》也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当时农民群众的心目中，同样有高度评价”。
《山西农民》报是山西省委直接领导的报纸，是中国第一张办给农民看的报纸。这充分体现了山西省委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山西是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农业与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主席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在山西农民报创刊号上，省委书记赖若愚写了一段话：“……‘山西农民报’要体现无产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领导。它将继续提高农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继续加强工农联盟。
“‘山西农民报’要反映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促进农村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从而逐步地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
“把‘山西农民报’办好，就完全可以避免由于领导机关进入城市而可能发生的对于农村工作的削弱”。
《山西农民》报原计划于年10月1日国庆节出版，但是因为试刊号质量达不到要求，报纸试刊号没有下发，改为10月20日苏联十月革命节创刊。创刊时的报头是“山西农民”，报社地址在太原市新民头条一号。年1月，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合并，山西农民报迁到海子边24号山西日报办公大院。年底，《山西画报》并入《山西农民》报社，每月出一期农民画报。省军区办的《山西民兵》也并入山西农民报。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合并后，山西农民报搬入双塔寺街24号山西日报大院内，即现在的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位置，山西农民报印刷厂合并到新成立的太原印刷厂。后来，山西农民报把自己的办公地点让给了新华社山西分社。
山西省委对农民报非常重视。创刊伊始，省委领导赖若愚、解学恭、裴丽生、陶鲁笳、高克林、王世英等就如何办好农民报，作了许多指示。年10月14日，省委宣传部在《关于创办山西农民报的通知》中指出：《山西农民》报是“山西省委领导下的专门为山西广大农民群众及区村干部服务的通俗性报纸……。方法是全党办报，大家办报，即大家写，大家看，大家办”。这其中包含着农民写，农民看，农民办的意思。当时省委通知指出，山西日报的农村通讯员，就是山西农民报的通讯员。既然是给农民看，就要讲究采用农民的语言，农民能看懂、听懂。这就需要深入浅出地把政策讲清楚，把道理说明白。
父亲因为早年办过通俗化的《晋绥日报》和《晋绥大众报》，才被调入山西农民报的。通俗化说来轻巧，具体干起来不容易。这不是仅仅少用或不用生僻字和难懂的名词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篇文稿的风格、结构和语法的大事。就是要适合一般群众的理解能力和欣赏习惯,尽可能做到每篇文章都能“上口”。不是“上”知识分子的“口”，而是“上”农民群众的“口”。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活泼，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易。
老报人王耕溪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如果说老社长徐一贯是通俗化的倡导者，那么康溥泉就是通俗化的忠诚实践者。他要求编采人员出手的稿件要做到‘识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
老报人赵修身在回忆文章中说：“他被誉为农民的代言人，一点也不为过，他说的是农民想说的话，写的是农民想做的事，他盼的是农民之所盼，急的是农民之所急，不忘农民，尊敬农民，为农民办报，为农民呐喊”。
老报人韩钟昆回忆说：“那是战火初熄的年12月，《山西农民报》遵照省委的决定，从太原新民头条一号搬到海子边西北角的一排楼房里。当时农民报的成员有徐一贯、苏平、牛项良、张焕文、关守耀、郭允昌、康溥泉、牛米贵和我。农民报的组成人员大都是从太岳新华日报来的，只有康溥泉来自《晋西北大众报》。他穿着用蓝靛染成的粗布衣，上衣盖到大腿，裤子下边还卷了一截子，满口保德方言，沉默寡言，面色不露感情。即使在和你握手的那一刻，也难以见到笑容”。
当时，农民报的编辑们还给父亲编了几句顺口溜：
农民儿子爱农民，
走着站着想农民；
一心一意为农民，
对面谈话不看人，
走起路来像农民；
他与农民心连心，
一片真情献农民。
山西农民报第一任总编辑徐一贯是个10级干部，在农民报工作五年，打下了通俗化办报的基础，年徐调省委担任副秘书长。柴钟仁接任总编辑后，继续探索通俗化办报的路子，取得了很大成绩，可惜的是，柴钟仁于年5月3日患白血病去世，年仅34岁。记得儿时，我们一群小孩子曾经跟着柴小龙去双塔寺，在乱坟堆里寻找柴小龙父亲的墓碑，扫墓祭奠。年5月，我父亲31岁时接替柴钟仁，成为山西农民报第三任总编辑和山西日报编委，一直干到年底报纸停刊，主办农民报长达10年，如果加上当农民报编辑的时间，长达17年。
那时候，父亲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通俗化的新闻论文。父亲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去,有些在小报工作的同志，总认为通俗小报不登大雅之堂，办通俗小报限制了自己的才能，使自己写不出高深的文章。他们认为通俗就是浅薄，就是低级的工作，就是迁就读者。这些认识都是浅陋之见”父亲说：“我们的通俗化，并不意味思想内容可以肤浅，或者仅仅是用几句俗语，而是要做到深入浅出。就是把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复杂的道理，用简单、明了、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很不容易的。”父亲在另一篇文章中说：“通俗化不是低标准，而是很高的标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文章，都是通俗化的典范”。父亲在文中还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最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通俗和朴实”。（引文见《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0卷页）
年8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谈谈通俗化》一书。此后，在多年的通俗化办报实践中，父亲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第一条，宣传党的理论、政策，要从群众现有的认识水平出发，了解群众的心情，看看群众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什么，最不清楚或可能误解的是什么，然后，根据群众的思想情况来宣传党的政策，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而不是从上往下满堂灌，不是抽象地讲道理、解释政策条文。这样就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同农民的生活联系起来，使理论成为群众亲切易懂的理论。写这种文章必须选择适当的主题，必须把上情和下情结合，必须篇幅短小，一针见血，不能长篇大论，必须文字通俗。
第二条，用群众自己亲身的经验教育群众自己，这是通俗化的基本方法。用山西农民报第一任总编辑徐一贯的话说，就是“活人活事活道理”。
第三条，运用典型，教育农民。典型是可供农民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山西农民报那时候抓的典型有平顺县西沟李顺达互助组、昔阳县大寨大队等等。
第四条，敢于宣传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活生生的新创造，报纸才能受到群众欢迎，使群众爱看。宣传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创造，就是宣传群众在实践中对党的政策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如果只是逐字逐句死搬政策条文，不重视群众的新创造，报纸就成为死板、老套，群众不爱看，也谈不到通俗化。通俗化是理论和实践、政策和实际结合的工作。这种结合，不是概念加例子。农民报是给农民看的通俗报纸，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根据实践经验，必然会对党的政策也有所补充、有所发展。通俗化的报纸，就应当把农民的这种创造和党的政策结合起来进行宣传，或者纳入党的政策中。这样党的政策和农民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了，农民当然会对报纸热烈欢迎。
第五条，通俗化文章的表现方法。要重视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口语化的原则，不用或少用知识分子喜欢的华丽词句和形容词、难懂的名词、术语，尽量采用群众的口语、俗话、谚语。
要讲究通俗化的文章的章法，就是必须文字简单、明快、朴素、开门见山、单刀直入，题目小，结构单纯，主题集中，不繁琐，少头绪，一篇文章只解决一个问题，给读者树立一个观念、一个思想，绝不要在一篇文章里给读者灌输一大堆观念、一大堆情况。篇幅短小，使读者一目了然。
第六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能通俗化。这不是指写系统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通俗解说，而是写指导当前工作，提高人们思想水平的通俗化理论文章。
山西日报报史中有一节，题目是：山西农民报的功绩。文中写道：“纵观山西农民报宣传报道的历史，可以明显地划为两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前，重点突出了‘教育’，即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和帮助农民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文化大革命’后复刊的山西农民报，重点突出了‘服务’，即帮助农民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学习科技、扫除致富奔小康路上的‘拦路虎’。这些宣传报道都紧扣了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跟上了时代前进的节拍，因而建立了历史功绩，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级领导同志的赞扬”。
报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山西农民》报根据决议精神，总结山西省一些成功的合作社的经验，连续10次登载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十大好处》，介绍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同时也根据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组织了报道。如《办高级社并不是一切归公》、《农业社不能丢掉副业》、《发挥小商小贩的作用》、《推广组包块户包垅的办法》、《组包片户包垅加强责任，干劲大质量高效益倍增》等消息和评论。这些报道，对推动山西农业合作化的健康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农民报在宣传办好农业合作社的工作中，较早地认识到实行田间管理个人包工责任制，不但不会削弱集体，而且能够巩固集体经济。这种不唯书、不唯上、不守教条，只唯实，着眼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科学精神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报人应该具备的高尚品德。虽然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在年的‘反右倾’中被称作‘退向单干’、‘复辟资本主义’，主持工作的康溥泉同志也受到了批判。但是，事实已经证明，它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报纸为农民服务，办的农民喜闻乐见，自然受到农民的欢迎。当时有个顺口溜为证：
农民报，办得好，
天下大事都知道。
文章短，图文茂，
文化知识能提高。
语言通，不深奥，
常看常新能开窍。
迟吃饭，少睡觉，
也想看看咱的报。
那个时代，山西农民报成为全国的红旗报，全国许多兄弟新闻单位都派员来山西农民报取经。年6月，山西农民报作为先进单位，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山西农民报在全省农村发行量达到每百人中就有一份。记得上世纪70年代，我在雁北农村插队落户，老乡家的炕围子，就是用山西农民报糊的。
年7月，为了推广注音识字，山西农民报改为山西注音报，我父亲仍为总编辑。年初，山西注音报停刊。因为报纸仅仅出版半年多时间，所以许多人没见过山西注音报的模样。
年7月1日，山西农民报复刊，名称改为山西日报农村版。从年1月起，恢复山西农民报原名，同时在主报头下加注山西日报农村版字样。
年9月，毛泽东主席为山西农民报题写报头，并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启用。
年12月27日晚上，数百名太原市工人、京晋学生到山西日报造反，勒令山西日报停刊。他们把夜班编辑部围得水泄不通，不许人们随便出入。因为他们只提要查封黑省委的机关报山西日报，山西农民报的人就抓紧印刷农民报。正在压版时，几个学生冲了进来要求停止印刷。父亲和他们辩论：你们要查封的是山西日报，我们这是给全省农民办得报纸，为什么要查封？他们请示回来后说，不行，你们的报纸上印着山西日报农村版几个字。父亲说，那我们去掉那几个字，学生们又一次出去请示。请示回来后，学生们板起面孔恶狠狠地说：“我们的头儿说了，你们不要再枉费心机了！”就这样，山西日报和山西农民报在年12月28日同一天被查封停刊了。山西日报停刊共持续26天，而山西农民报停刊时间长达13年之久。
报纸被查封后，年7月，随着省直机关干部大批下放、插队，山西农民报的绝大部分人员离开报社，带着户口到农村插队或者到地市县下放，我父亲也下放到雁北地委工作。年，省委调我父亲回到山西日报社担任领导。回到省报后，父亲曾多次向省委呼吁，建议恢复《山西农民报》。年7月1日，山西农民报复刊，父亲作为省报领导分管农民报和山西日报的经济报道，负责审查农民报的大样。此时的农民报报头是山西日报农村版，父亲为此呼吁了多年。直到十几年后的年1月1日，才把毛泽东同志题写的《山西农民》报头恢复为主报头，放大了字体，以后又另配了一个毛体“报”字，成为完整的《山西农民报》报头。
报头恢复山西农民报字样后，父亲欣然命笔，投书山西日报《新闻生活》，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山西日报农村版》重用毛泽东同志写的《山西农民》为主名，这使长期在《山西农民》报工作过的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恢复《山西农民》报为主报名，很有意义，它明确表示了这个报纸的读者是山西的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它是广大农民自己的报纸;重用这个创刊时的报名做主报名，就意味着尊重报纸的悠久历史，珍惜自己报纸的优良传统，它决心要使报纸办到农民心中，深入到农民家中。”
年，报社大院忽然传开一个消息：经邓力群批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拟调父亲进京担任《中国农民报》总编辑。吴象的小儿子在《中国农民报》工作，据他说，中国农民报社内部也传开了。父亲像只默默耕耘的老黄牛，多年来只知埋头工作，从不关心个人升迁之事。调动工作需要体检，结果发现他因为过分劳累，得了早期肝硬化，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只好收回了调令。这件事对父亲的工作热情并没有任何影响，他还是照常在山西日报值夜班。
父亲八十岁时，写下一首“八十抒怀”，其中有四句：“我爱新闻胜生命，日夜辛劳多劳神，为伊消得人憔悴，字里行间耗生命”。八十一岁时的一天，父亲手捧《山西农民报》和《山西日报》仔细阅读，突然大口大口的鲜血吐在报纸上，医院再也没醒来。
若干年后，我终于明白了，在父亲心里，始终有一个农民情结。他是个农民的儿子，一辈子为农民办报，虽然进城几十年，但始终保持了农民的本色，他对农民报的爱，实质上是对广大农民群众的爱，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农民的利益、读者的利益，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贯穿在自己的办报实践中。这正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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