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张爱玲与王安忆关于上海的描摹中，叙述者的肉身位置隐然可见且各具特色；与前者相比照，《繁花》所拥有的位置感尤可玩味，这也涉及某种经验层次及其独特的呈现方式。这种新意倒并不是说，在《繁花》里，上海的经验内容有了实质性的拓展，而是讲述经验的方式有了改变，书写者与所书写对象之间的肉身关系变得有所不同。尤其在关涉“前三十年”的单数章节中，《繁花》的书写技艺使得对于每一种语言、修辞、观念的全然移情变得不再可能。由此，它从形式上抵抗了单一的、庸俗化的上海刻板印象，为更进一步的思考提供了准备。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第8期，感谢朱羽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悬置移情的写作与上海经验

的呈现方式

——关于《繁花》的琐思

作者/朱羽

关于《繁花》，我想先从现当代文学中的“上海经验”谈起。但不加反思地谈论经验，其实蕴藏了某种危险性，因为如今只要一谈“上海”，诸种刻板印象便扑面而来，堵塞了我们的思维通道。比如，怀旧的半殖民地都市景观；又或是，作为新的全球都市领军者之刺破苍穹的“高度”。当然，关于上海的描画，也不断涌现出更为全面的“空间测绘”：弄堂里的“日常生活”、历史中的棚户区状况、工人新村曾经有过的热闹、边缘城郊地带的特殊面向......此种城市经验的“加法”，虽有助于突破曾经的刻板印象，但假如缺乏一种更具动力性的视野，城市经验的刻板性恐怕很难消散，甚至有被再次强化的可能。

“年代建造的工人新村，上海称“两万户”，以实际户数得名，一说是仿自苏联集体农庄式样，或苏联专家直接参与设计。难怪小阿姨讲，这种马桶板，又重又臭，是“罗宋瘪三”搞的名堂。现已基本拆除。”

理想的城市文学应能刺破、穿透此种刻板印象。个中秘密，倒不在于文学对于城市经验的摆脱，而在于文学独特的运作方式：既扎根于经验(包括某个特殊时代的思想氛围，甚至是承受那一时代的局限)，又与之拉开一种叙述的距离，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学书写总是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包含着一种距离。城市文学毋宁说是城市经验的重生。若没有文学的言说，这一经验本身不易成为可辨可思的对象。这种不断的“重生”，也透露出我们未必会加以留意的真相：文学在变，城市也在变。没有一劳永逸的经验锚定，也没有一本书能写尽所有变化。关于上海的文学书写始终跟上海自身的演变之间有着复杂的、辩证的关系。

一

说到这种“关系”，首先不能过度移情于文学写什么，特别是尝试直接从中提炼出所谓的“上海精神”“海派文化本质”“上海之根”等，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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