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

绵延千里，层峦叠嶂的太行山，系连晋冀豫，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当今的和平盛世，她是一块神圣的文化高地。

李春雷，这位太行山的儿子，也受这片土地的滋养，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精妙的报告文学佳作，被坊间称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短篇王”。

刘斌：近年来，你十分活跃，写了许多优秀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如《朋友》《木棉花开》《赶考》《夜宿棚花村》《党参沟纪事》《我的中国梦》等精品，影响广泛。坊间称你是中国报告文学界的“短篇王”，你听说过吗？有何感想？

李春雷：感谢读者朋友和专家老师的厚爱，同时也感到深重的责任和压力。说我是“短篇报告文学之王”，是读者和评论家的过誉之词。多年来，我只不过在短篇报告文学创作上尽心尽力，在艺术手法上进行了一些探索而已。

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作家应该始终保持冷静谨慎的态度，不会在意这些称谓。“山外青山楼外楼”，古往今来那么多经典名著，当今报告文学界那么多前辈和优秀的中青年作家，我差距很远呢。谈到短篇报告文学，我倒很“醉心”，也有一些心得。

玉树地震后，李春雷驱车18个小时赶到现场。这是行至巴颜喀拉山山顶留影。

刘斌：“醉心”何在？

李春雷：我目前醉心写短篇，深感好处甚多。“长篇”与“短篇”各有利弊。宏观大题材，容量大，写长篇是必要的，比如建明会长、赵瑜副会长等人的很多精美长篇。但也有一些作者，片面地以为只有长篇才能显示水平，才有影响，写的东西似兰州拉面——越拉越长。其中不少是注水肉，豆腐渣工程，自己写得很累，市场上卖不出去，读者读不进去，只有送进废品站，劳民伤财。

当下的社会，已经进入多媒体时代，人们可以多渠道获得信息，很难有时间静心读完一部长篇作品。所以，我感到短篇更容易融入人们的阅读空间，更能有效、快捷地把“报告”传播开来。作品写得精粹唯美一些，读者阅读起来会有酣畅淋漓的感觉，如食甘饴。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阅读市场的需求，读者的心理企盼……

刘斌：听说你正在整理自己的短篇报告文学精品集？

李春雷：是的。应读者要求，我正在从正式发表的一百多个短篇报告文学作品中挑选20篇左右，配上评论家的评论和导读，结集出版。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看望贾大山夫妇时合影

刘斌：你的短篇创作已经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个特殊现象，好作品、大影响力的作品叠出。年初，学会新春茶话会上，无论是建明会长晒成绩单，还是炳银“大管家”盘点家珍，都首提你的作品《朋友》。《朋友》有三个“第一”：新华社历史上以通稿形式发表的报告文学，这是第一篇；全国各大网站以头条推荐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是第一名；被全国千余家报刊转载，这是第一次。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李春雷：《朋友》产生的社会影响，主要不是我创作得如何如何，而是习贾二人真挚友情和他们的人格魅力深入人心所导致的，是作品题材真实感人，也是时代的需要使然。

《朋友》刊发后，我在博客上发表了这样一段心里话：“……报告文学的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报告文学要报告，但更要文学，更要反思，更要担当，使读者从中能听到真理的声音，能看到文明的亮光，能感受到文学实实在在的力量……”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也是我一直的思考。

刘斌：《朋友》获得成功，反思一下，有没有遗憾之处？

李春雷：有，还有几个珍贵的细节没写进去。当时思想还是有局限，没彻底放开，有些许顾虑，事实证明这些顾虑是多余的。

刘斌：披露一下未写进《朋友》的细节？

李春雷：好。先谈一下创作理念，在过去思维中，写到领导人必写他高大伟岸，举手投足不同凡响，说话必有哲理，出口成“典”。时至今日，创作应回归人情化、人性化，领导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也要吃饭喝水，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枝梢末节更能见人格魅力、友情厚薄。

我讲一个未写进的细节：当年，习贾两人经常促膝交谈到深夜，难免饥肠辘辘。有一次谈到兴奋处，已是午夜时分了，两人都有腹空的感觉，这时，近平起身从床下翻出一根从北京带回来的香肠。没有案板，也没有刀具，怎么办？这时，习近平找出一把水果刀，又取下一页稿纸，把有字迹（因有油墨）的一面铺在桌子上，将香肠切成几段，两人你一段我一节地吃起来，继续深谈。这个细节极其平常，却意蕴非常，不仅能表现出近平当年的俭朴，更符合两人的身份特征。

但是，创作时我想，既然写两人吃香肠，必然要写两人喝酒，而我的作品设计里，没有披露习近平喝酒的细节，担心会影响总书记的形象。现在想一想，其实这样写了也无所谓，或许反而会更加真实更加形象，效果会更好。总书记也是男人，也会抽烟，也会喝酒。所以，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无止境的。在这里，我虽然写了真实，但更真实的事实，并没有写到位。这是一个小遗憾。

李春雷采访贾大山的妻子

刘斌：这个细节挺生活化、人性化，没写进作品是个遗憾，当时写《朋友》有什么顾虑？

李春雷：压力太大了，顾虑太多了。遇上这个特殊题材，写不写？一时心中很矛盾。不写吧，有负重托，过于拘谨；写吧，难免会有“吹捧”、“攀上”之嫌。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下了决心，写！

我相信自己内心澄明清白，我知道我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我知道人类文明的高度在哪里，我就是要为真善美而写作。赵瑜说得好，作家与题材是有缘分的，碰上《朋友》这个题材，任何一个作家都会尽心为之。机遇落到我的头上，我感到幸运，应该紧紧抓住把握好。具体怎么写？难题一个接一个。

首先，我明确了“视角定位”，只能“平视”，绝不“仰视”。接着制定了两条准则，一条是恪守真实性准则，不能有丝毫虚构、夸张，全部素材都要交叉印证，每一个细节都要准确无误；另一条准则是强化文学性，语言去“新闻体”，讲究文学艺术，讲究语言美、意境美。

当时我还想到，无论从修养品德、完善人格的角度，还是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角度，抑或从勤政廉政、干事创业的角度，“习贾之交”都具有典范榜样作用，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人生在世，交什么友，近什么人，历来是检视人品的一块试金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损者三友，则为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看一看那些贪官奸雄近的是什么人？交的是什么友？是献媚贿赂奉迎的低劣之辈，是煤老板、迷信大师、黑帮头目、明星美女。

而贾大山是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忧国忧民的贤人达士。我们河北文化界的人都清楚，贾大山被习近平直荐任县文化局长后，为正定的文化事业实实在在办了多少好事。“习贾之交”是一个地方最高领导人与一位普通文化工作者之间的真实友谊，记录下来，流传下去，意义和作用非同小可。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有高山流水、管鲍之交、三顾茅庐等关于友谊的佳话，但是，只有“管鲍之交”在《列子·力命》中有记载；“高山流水”只是一个美好传说，真有钟子期、伯牙其人吗？有待考证；“三顾茅庐”在《三国志·诸葛亮·出师表》中有文字，但故事情节是想象的，而“习贾之交”真实可靠，准确无误。

经过这一番思考，我下定决心，挑战自己，放下顾虑，开始了《朋友》的创作。

成都地震采访时，李春雷在睡觉的地板上写作

刘斌：你在《朋友》的创作中是如何具体把握真实性的？

李春雷：我清醒认识自己的身份定位，是一个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家，体制内是史官，民间是史家，记录中华民族心灵史，表现中华民族精神正能量，要有史官、史家的严正责任感，对历史高度负责，每个细节都要严格交叉考证，有确凿可靠依据。

从采访开始，我就直接到现场，到当年的正定县委大院，到贾大山家中，沿着当年习近平拜访贾大山走的路细细踩踏，寻找感觉。对文中人物、时间和故事，更是严格考证，颇费周折。李满天原名李春芳，创作《白毛女》时用名林漫，李满天与林漫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到正定县委查阅档案，根本没有李满天的名字，后来又找《正定县志》，找到了林漫的任职记录。怎么证明林漫和李满天是同一个人？我又找人口述证实，经省作协党组书记魏平介绍，终于找到了李满天的儿媳妇，终于落实了李满天这个人物。

再如，写习近平唯一一次到贾大山家吃饭的具体时间。我采访多位当年县委工作人员，都“忘记了”、“记不清楚”，如果用“年冬季的一天”或“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这模棱两可的表达就会减损可信度，细心的人就会产生一连串的怀疑。多方查找资料无果，我不甘心，最后在原县文保所所长的工作日记中查到，准确时间：年12月23日下午。这样人物、时间准确无误，给人的真实感、扎实感就会强烈得多。

刘斌：文学性在《朋友》中是怎样具体呈现的？

李春雷：我讲一下“唐三彩”——《朋友》中有关“唐三彩”的细节是我在采访中的意外发现。在贾大山家采访时，我看到书柜上有一对唐三彩，便问他儿子，有什么来历？他儿子说，你不提，我倒忘了，这是习近平离开正定时送给我爸的。

我惊喜地追问：你爸跟你讲过这方面的情况？送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在场？有什么样的细节？他儿子说：那天晚上，他们两人抱头痛哭，分别时，送了我爸这对唐三彩。我又问贾大山妻子，她说：那天晚上，贾大山很晚才回来，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什么话也没说，倒头就睡了。

在我看来“唐三彩”是点睛之物，传神之物，这上边有故事。那个年代，朋友分别大都是女送手绢，男送日记本，写个赠言什么的，唐三彩虽然是仿制工艺品，也是馈赠佳品，是习贾之谊的见证。

刘斌：文中唐三彩出现三次，每次都有什么寓意？

李春雷：第一次出现在近平宿舍兼办公室，“……窗台上摆着两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给自己的纪念品。”这是伏笔。第二次出现：“采访时，大山妻子告诉我，那天晚上，大山回来时，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没有赘言，照实直白。第三次出现：文章结尾处“留白”，只写“……惟有那两尊唐三彩，骆驼和骏马，依然新鲜如初，精神而挺拔地矗立着，矗立在时光的流影里，相互顾盼，心照不宣，像一对永恒的朋友……”这是前后呼应，扣题之笔。

刘斌：关于这个细节的处理，你在文中采取了“留白”手法，达到了余音绕梁，回味无穷的效果。

李春雷：如果按照通常笔法，完全可以把这个细节放大、渲染。但在这里，完全没有必要。我没有必要去追访唐三彩是谁送给习近平的，也没有必要讲习近平赠送给贾大山时两人说了什么话……他儿子也是“听说”。听谁说？贾大山已经作古，如果把他儿子的口述写上去，没有其他依据，就会有失真实，有虚构之嫌，就是不负责任。倒是在习近平笔下，有一段清楚的记载：“……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非常自然，顺理成章。

刘斌：《朋友》恪守真实性，且讲究文学性，尤其是唐三彩三次露面，分别以“伏笔”、“显笔”、“留白”形式出现，是出神入化之笔。文中用“近平”的称谓出于什么考虑？

李春雷：关于称谓，我是慎重考虑的。说白了，就是选择什么视角去表现“习贾之交”，用“仰视”，用新闻语言不行，我是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家，只能冷静、客观，用对史实高度负责的态度，用纯文学的笔法去写。既然写朋友之间的情谊，那情谊的基础就是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不应该出现高低贵贱之分，必须有人性友情的本原本色，一句话，必须用“平视”的角度切入，所以，文中不用“总书记”的尊称，除了必须场合，一律直呼其名：近平。连“同志”也不缀后，不带任何称谓符号。

刘斌：听说你想征集一个成语把“习贾之谊”固定下来，这出于何种考虑？

李春雷：我们邯郸是著名的“成语典故之都”，产生了多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习贾之谊”太感人了，习近平到正定上任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人是贾大山，贾大山生命最后时刻登门探望的领导人是习近平；贾大山无党无派，习近平慧眼识才，破格直荐他为文化局长；士为知己者死，贾大山扑下身子，工作搞得风声水起。“习贾之谊”真实确凿，不用雕琢，比高山流水、管鲍之交、三顾茅庐还要精彩，具有深刻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永久的历史价值，如果能用一个成语表现出来，你想吧，是很有意义的事儿，也是我们中华文明长河里一件熠熠生辉的瑰宝。我一直在期待。

刘斌：以上我们通过《朋友》谈了短篇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现在我们进一步谈谈短篇报告文学的时代性和思想性。

李春雷：我认为报告文学文体的四性是必须坚持的，越来越清楚，真实性是原则，不能动摇。文学性是表达形式，不可或缺。时代性和思想性是特征，这两性是密切相关的，时代性有新闻属性，是新闻的深度报告，具备鲜明的主流思想，反映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和人类文明中的真善美。

玉树地震采访时，李春雷在因高原反应强烈，靠吸氧维持

刘斌：你在创作中如何把握时代性和思想性，进而提升艺术质感和文学精度？

李春雷：我的短篇报告文学题材基本都是当下的，甚至是新近的，与时代同步的，在表现手法上力求体现自己的语言特点，去“新闻体”，采用春秋笔法，叙述语言简约、明快，用词精准到位、严丝合缝。具体有这么几点：用“鹰眼”敏锐捕捉亮点题材；用特写小镜头反映人物思想境界；五官并用观察发现人性本质，用多重主线交叉推进叙事。

刘斌：我们再聊一下你今年创作的《山中国》这部作品的情况，谈谈太行山精神和山西革命斗争传统的话题。

李春雷：好的，太行山是共和国之脊，太行山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一脉。早在年的春天，我就萌生了创作一部抗日战争的长篇报告文学的念头，想深入到太行山腹地,拨开历史的烟尘，挖掘深层次的民间史料。

于是我自己出经费，聘请了四个人，一位军史顾问，两位太行山文化顾问，一位司机，五个人开着面包车，从邯郸涉县出发，越过东阳关，涉过清漳河，先后到了长治和临汾、运城，然后经左权、昔阳、平定，再过娘子关、太原、忻口、五台山，最后穿过雁门关，过代县、繁峙到晋西北重镇大同，在太行深山里奔走颠簸，寻访战地遗址，采访了多位“小人物”。他们有情有义，有爱有恨，口述了许多原汁原味的真实抗日战争故事。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部分是农民，还有无名的妇女、乡村绅士、小商小贩、戏子伶人……然而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都能挺身而出，大义凛然，由懦弱变得勇敢，由脆弱变得坚强，以不同方式、以血肉之躯进行了各自不同的抗日战争。这些使我切身感触到山西人民的善良、淳朴和坚强，这块土地上生长出那么多感天动地的英勇故事，所以我就创作了一部报告文学，取名为“山中国”，意思是说从大山里从太行山深处走出的中国。

这次采访我们走了几千公里，对山西太行地域的风俗文化有了直接的接触和感觉——原来只是停留在仰望的层面，因为我生活的地域是华北平原，而山西是高山，从地理海拔角度是仰望，从历史文化角度也是仰望，这次直接感触，更是一种仰望。

从我接触和采访的民众，他们平实朴素的品格都值得我仰望，我深刻感触到山西人民对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山西人民用血肉之躯筑起的太行丰碑，与日月同辉。坚韧不拔，英勇抗敌的太行精神值得我们作家去浓墨重彩地书写。

李春雷在太行山深处采访

刘斌：文无定式，文贵出新，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有关的文学作品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我看到你写的我国抗日战争系列纪实文学作品，也就是《山中国》感到眼前一亮，特别新鲜，富有创意。

《山中国》聚焦本土，聚焦“小人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本土的特色的不一样的别人没有写过的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这是可贵的原创作品。本土是文学创作的一座富矿，你深入太行山进行了抢救性的口述式采访，笔下的真实的人物，滴血的故事，让人们心灵震撼，看到了全民族抗战的真实景象。特别是《麦香的晚上》、《兰花指》、《粉戏》、《寿山先生》等等篇什，都是感人肺腑的精品力作。

“小人物”写出了大气节，小细节写出了大情怀。各个人物有骨有肉，有血有魂，每个细节都是感天动地，催人泪下。

比如：朴实的村长和他的女人宁肯饿肚子也要把野菜山药蛋一碗接一碗地盛给八路军战士，宁肯一家人睡在门外的稻谷堆上也要让子弟兵睡到屋里的土炕上。

伶人戏子过去被视为下九流，但在日本鬼子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怒发”的兰花指利剑一样刺进鬼子的眼窝。唱粉戏的玉琴被日本鬼子骗奸后，从绝望中坚强的站起来，用自己的嗓音大唱抗日活报剧，用热血点燃抗日的熊熊烈火，号召兄弟姐妹上战场。

寿山先生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他是一个开明的乡绅，积极筹款筹粮支援八路军，接待过我军多位高级将领。不幸被汉奸告密被捕，宁死不屈，被活活烧死。

读了这样真实的作品，沉痛的文字，心灵受到震撼。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才会自己掏腰包，扎进太行山去，下沉到生活的最底层，下潜到历史的最深处，发掘出闪耀着民族精神亮度的素材，创作出闪耀灵魂光芒的原创作品。

请从宏观视角谈谈你对山西历史文化的印象。

李春雷：山西不仅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是中国灿烂历史文化的一块高地。

山西因处在太行山以西而得名，从上古的尧舜禹到西周、战国，再到隋朝末年李渊父子从晋阳起兵建立大唐开创基业三百年，山西便成了龙兴之地。

北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高原，西与三秦大地陕西隔黄河相望，东面和南面以太行山与冀豫毗邻，在地图上观看好似一片随风漂浮的树叶，实际上是一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千百年来，中原大地的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发酵、生成了辉煌的黄河精神和太行精神，催发了独有的坚韧、笃实和风骨。

刘斌：人之笃实必有辉光，山西的历史文化是令人敬仰的。其中崇文尚武、诚信等称誉天下，到过太原晋祠的人都知道，宋代彩塑、周柏唐槐和难老泉是“晋祠”三绝。而晋祠内的关帝庙和文昌宫也各有特色。

关帝是东汉末年河东解良（今山西解州）人，有“武王”、“武圣人”的美称。大殿正中塑有关帝的威武坐像，丹凤眼、卧蚕眉、红莲长须，身着绿袍玉带，殿内墙壁绘有“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等多幅画图，均为明代珍品。

文昌宫内塑有文昌帝君张亚子的神像，宫内的七贤祠供奉着周代的豫让，唐代的李白、白居易，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明代的于谦、王琼七位历史文化名人。他们或生于本土或客居晋地，有碑记说：“七贤者，虽生不同时，居不同地，而大节鸿文，丰功伟烈，赫然在人耳目之前，足为晋水光也。”

李春雷：有关山西的历史文化话题太多了，晋地人文荟萃，名家辈出，如一代文宗柳宗元，初唐四杰王勃，田园诗派王维，七绝圣手王昌龄，晋阳诗才王之涣，江州司马白居易，花间派鼻祖温庭筠等等，数不胜数。

山西的现当代文学创作在全国也具有特殊影响，著名作家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反映现实生活，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形成了独特风格。后来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和胡正等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形成了驰名的“山药蛋派”。

当下山西的报告文学创作实力也十分雄厚，以赵瑜、鲁顺民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近年来，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是赵瑜，您采访过了解他，他能在报告文学的崎岖山路上坚持坚守三十年，精神实在可嘉。他是真正有品格有风骨不缺钙的作家，是我们学习的标杆，向他致敬！PICS

李春雷，男，年2月生，河北成安县人，毕业于邯郸学院英语系和河北大学中文系。国家一级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等19部，中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和《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余篇。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蝉联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蝉联四届）、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蝉联五届）、孙犁文学奖等。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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